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2025年3月11日被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逮捕，面临“”指控。

　　2.逮捕行动在马尼拉悄然展开，由菲律宾国家警察特种部队联合国际刑警组织执行。

　　3.杜特尔特被捕后，其家族迅速展开反击，萨拉·杜特尔特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数千名支持者走上街头。

　　4.与此同时，马科斯家族试图巩固胜局，小马科斯在3月12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语气平静地表示这是国际惯例下的正义。

　　5.杜特尔特的被捕暴露了菲律宾政治的脆弱性，两大家族间的恩怨注定还将延续。

　　2025年3月11日清晨，一则震惊菲律宾乃至全球的新闻传遍世界：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在马尼拉被捕，随后被押上一架飞往荷兰海牙的飞机，准备在国际刑事法院（ICC）接受“”的审判。

　　这一事件的主导者，正是现任总统费迪南德·“邦邦”·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逮捕令最早由ICC发出，但由于菲律宾并非该法院成员国，实际执行依赖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的协助，而马科斯政府迅速响应，展现了其对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清算决心。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法律行动，而是菲律宾统治家族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的延续。从马科斯家族到杜特尔特家族，再到其他历史悠远长久的豪门，菲律宾的政治舞台从来都是家族权力的角斗场。

　　菲律宾被学者称为“王朝民主”（dynastic democracy），这一称谓精准捕捉了其政治体系的独特特征：表面上是民主选举，实则由少数家族长期把持权力。这种模式并非现代产物，而是深植于菲律宾的历史土壤，历经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的演化，最终形成了今日的豪门政治格局。

　　“王朝民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殖民时期。西班牙通过“reducción”（集中化）政策，将分散的部落首领（datu）整合为地方行政体系中的“principalía”（贵族阶层）。这些原住民精英被赋予税收、土地管理和劳役征召的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向殖民当局效忠。这种地位是世袭的，确保了家族权力的代际传承。

　　例如，地方上的“gobernadorcillo”（小总督）和“cabeza de barangay”（村长）职位，往往由同一家族成员轮流担任，奠定了家族统治的基础。学者帕特里西奥·阿比纳莱斯（Patricio N. Abinales）指出，这一制度“无意中催生了政治王朝”，为后来的豪门政治埋下伏笔。

　　到了美国殖民时期（1898-1946），这种家族权力被进一步制度化。美国为培养本地盟友，将大量教会土地拍卖给地主和经济精英，强化了他们的财富与影响力。同时，美国引入的选举制度并未削弱家族统治，反而将其合法化。

　　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此称为“cacique民主”，即地方豪强（cacique）与民主形式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只有“principalía”成员及其后裔有资格参选，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例如，1907年的首届菲律宾议会选举中，当选者几乎全是家族精英，如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和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Sergio Osmeña）。

　　独立后，这种“王朝民主”愈发膨胀，形成了所谓的“胖王朝”（fat dynasties），即一个家族同时占据多个公职的现象。根据阿特尼奥政府学院的研究，从1988年到2019年，家族政治的比重从19%上升到29%，每届选举新增约170个家族职位。

　　尽管1987年宪法明确禁止政治王朝，但国会从未出台具体法律加以限制，因为立法者本身多来自这些家族。正如学者所言，“特权的继承者绝不会自毁根基”。如今，豪门如马科斯、杜特尔特、阿基诺等，通过联姻、选举和经济控制，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权力网络，使菲律宾政治成为家族间的角逐场，而非真正的民主竞争。

　　菲律宾在国家层面有着四大家族：马科斯家族（Marcos Family）；杜特尔特家族（Duterte Family）；阿基诺家族（Aquino Family）；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家族（Macapagal-Arroyo Family）。这四大家族都曾掌握过国家政权，这次斗争主要在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之间展开。

　　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的恩怨并非始于21世纪的选举角逐，而可以追溯到菲律宾殖民时期地方精英的权力网络。

　　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的起源，都与菲律宾殖民时期的地方精英阶层紧密关联。西班牙殖民者（1565-1898）通过“reducción”政策，将原住民部落首领（datu）转化为“principalía”（贵族阶层），这些家族成为地方权力的核心。

　　马科斯家族的祖先主要活跃在吕宋岛北部的伊洛科斯地区（Ilocos），这里以农业经济和贸易网络闻名。据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W. McCoy）研究，伊洛科斯的家族精英经过控制烟草种植和港口贸易，积累了财富与影响力。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Sr.）的祖父马里亚诺·马科斯（Mariano Marcos）曾在19世纪末担任过地方官员，虽然家道中落后，他依然保留了家族的政治野心。

　　杜特尔特家族的根基则在棉兰老岛的达沃地区。西班牙对棉兰老的控制相对薄弱，地方权力更多掌握在苏丹和基督教移民家族手中。杜特尔特家族的先祖是来自宿务（Cebu）的移民，他们在19世纪中期移居达沃，逐渐融入当地精英阶层。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祖父据说是达沃早期的种植园主，通过土地开垦和与原住民的交易站稳脚跟。

　　两大家族在殖民时期的直接交集有限，但西班牙统治下的“principalía”体系为他们的权力模式提供了共同模板：家族通过土地、联姻和地方治理建立统治地位。这种模式在美西战争后被美国殖民者继承并强化。

　　1898年美国接管菲律宾后，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开始在不同的地理和政治轨道上发展，但其权力巩固的方式却惊人相似。美国殖民者通过土地改革和选举制度，将地方精英转化为现代政治玩家。

　　马科斯家族在伊洛科斯迅速崛起。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父亲马里亚诺曾在1930年代担任过伊洛科斯北省的议员，尽管他因涉嫌谋杀政治对手而声名狼藉，其家族依然通过教育和法律职业扩大影响力。费迪南德本人则在二战期间崭露头角，他宣称自己是抗日游击队领袖（这一说法后来被质疑），并以此为资本在战后进入政坛。

　　杜特尔特家族在达沃的崛起稍晚一些，但同样得益于美国殖民政策。美国在棉兰老推行基督教移民计划，大量吕宋和米沙鄢群岛的移民涌入达沃，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杜特尔特家族把握机会，通过种植园经济和地方贸易积累财富。罗德里戈的父亲维森特·杜特尔特（Vicente Duterte）出生于1911年，成长于这一转型期。他后来成为律师，并在战后进入达沃的政治圈，担任过地方官员。维森特的职业轨迹与马科斯家族的法律背景有异曲同工之妙，两大家族都在美国统治下学会了利用现代制度巩固家族地位。

　　尽管此时两大家族尚未直接互动，但美国殖民时期的选举文化为他们的未来交集埋下伏笔。政治学家卡尔·兰德（Carl H. Landé）指出，美国引入的选举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家族竞争的合法化”。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都在各自区域内建立起地方机器，为后来的全国性权力争夺做好准备。

　　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的路径开始交汇。费迪南德·马科斯在1949年当选众议员，随后在1959年成为参议员，逐步迈向国家权力中心。与此同时，维森特·杜特尔特在达沃政坛稳步上升，1959年被任命为达沃省省长，这一职位由时任总统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P. Garcia）提名。加西亚与马科斯同属北方政治圈，维森特的任命可能间接得到了马科斯的支持，尽管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两人有密切私交。

　　1965年，费迪南德·马科斯当选总统，标志着家族权力的巅峰。维森特·杜特尔特随后被马科斯政府任命为土地改革部长（1965-1967），郑重进入国家政治舞台。这一任命并非偶然：马科斯需要南方盟友来平衡吕宋岛的政治势力，而达沃的杜特尔特家族因其地方根基和忠诚度成为理想选择。维森特在任内支持马科斯的土地政策，尽管成效有限，但这一时期两大家族的合作初见端倪。维森特的妻子索莱达·杜特尔特（Soledad Duterte）则在达沃从事社区工作，保持家族的基层影响力。

　　1972年，马科斯宣布，开启独裁统治，杜特尔特家族的立场开始分化。维森特继续支持马科斯，1973年被任命为内阁秘书，直至1978年去世。他在达沃的行政经验被马科斯用于巩固棉兰老的控制，尤其是在面对分离主义（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时。然而，索莱达却逐渐转向反对派。她在达沃组织妇女团体，反对时期的腐败和暴力，成为地方反马科斯运动的象征。

　　费迪南德·马科斯对杜特尔特家族的态度较为温和。他并未因索莱达的反对而惩罚维森特，反而继续倚重其在南方的影响力。学者雷纳托·德卡斯特罗（Renato De Castro）认为，马科斯“更看重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这解释了为何杜特尔特家族能在时期保持相对独立性。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本人当时还是年轻律师，尚未涉足政坛，但他后来回忆称，父亲对马科斯的忠诚塑造了他的权力观，而母亲的反抗精神则影响了他的民粹倾向。

　　两大家族的线年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他上台后公开称赞马科斯，称其为“最好的总统”，并在2016年批准马科斯遗体安葬于国家英雄墓地。这一举动被视为对马科斯家族的示好，换取了北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2022年，费迪南德·“邦邦”·马科斯与萨拉·杜特尔特结成“统一团队”（UniTeam），共同竞选总统和副总统，标志着家族合作的顶点。萨拉放弃总统竞选，转而支持小马科斯，显示了两大家族在权力分配上的短暂默契。

　　然而，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带有裂痕的种子。杜特尔特家族希望能够通过支持小马科斯，确保萨拉在2028年接班总统，而马科斯家族则意在借杜特尔特的民粹能量重夺权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杜特尔特的铁腕与马科斯的温和形象——以及历史恩怨（例如索莱达的反马科斯立场），注定了联盟的脆弱性。

　　2023年初，小马科斯政府取消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办公室的数百万美元“机密资金”（confidential funds），这笔资金原本用于支持杜特尔特家族在南方的政治网络。萨拉公开斥责小马科斯“无能”，甚至扬言要“砍下他的头”，并威胁挖出老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Sr.）的遗体扔进西菲律宾海。这一极端言论不仅暴露了家族间的裂痕，也点燃了双方的全面对抗。

　　老杜特尔特随后加入战局。他在达沃发表演讲，称小马科斯为“瘾君子”和“软弱的领导”，指责其试图通过修宪延长任期，威胁萨拉2028年的总统之路。小马科斯则反唇相讥，讽刺杜特尔特因经常使用芬太尼（一种他承认服用的止痛药）而“头脑不清”。家族间的口水战愈演愈烈，杜特尔特甚至扬言，若修宪成功，棉兰老岛可能分裂出去。这一威胁触及菲律宾国家安全的红线，因棉兰老岛曾是分离主义运动的温床，马科斯政府不得不认真应对。

　　杜特尔特家族以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为核心，对中国展现了务实且亲和的外交姿态。他在2016年当选总统后，迅速扭转前任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的对美依赖政策，转而寻求与中国修好。他曾在2018年公开表示，“中国是菲律宾的朋友”，并淡化南海争端的重要性，认为军事对抗无益，经济合作才是出路。

　　这种立场与其家族根据地棉兰老岛的利益紧密关联——中国对达沃的香蕉出口和港口投资显著提振了当地经济。萨拉·杜特尔特延续这一路线年当选副总统后，她多次推动地方与中国的合作，强调“和平共处”的价值。

　　相比之下，马科斯家族在小马科斯领导下逐渐回归亲美路线，对中国态度趋于强硬。根据《外交家》（The Diplomat）2023年的报道，小马科斯上台后加速与美国深化军事合作，2023年2月批准美军新增四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其中三个靠近南海和台湾海峡。他在2023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重提2016年海牙仲裁裁决，批评中国在南海的“非法行为”，这与杜特尔特任内搁置裁决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马科斯家族的根据地吕宋岛北部靠近地缘敏感区，其历史财富又与西方经济圈关联密切，促使小马科斯倾向于通过美国制衡中国。

　　这一外交分歧在2023年显现为直接冲突。当年中国提议投资菲律宾高铁项目，萨拉视为发展南部的良机，积极游说，而小马科斯以“安全审查”为由搁置计划。据《马尼拉时报》（Manila Times）报道，杜特尔特家族公开批评马科斯“向美国低头”，老杜特尔特甚至称其“忘了中国对菲律宾的帮助”。

　　这种对华态度的对立，不仅加剧了两大家族的权力斗争，也为小马科斯后续清算杜特尔特提供了战略动机——削弱亲中势力，巩固亲美阵营成为其政治布局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ICC）对杜特尔特“毒品战争”的调查成为清算的关键杠杆。自2018年起，ICC便针对杜特尔特任内数万人的死亡展开预审，尽管菲律宾于2019年退出该法院，其管辖权争议不断。2024年底，ICC正式发出逮捕令，指控杜特尔特涉嫌“”，要求引渡至海牙。杜特尔特最初态度强硬，声称“宁愿死在菲律宾也不会去海牙”，并扬言要“带着枪对抗”。然而，小马科斯政府的态度却悄然转变。2025年初，他公开表示：“若杜特尔特愿意接受调查，我们不会阻拦。”

　　2025年3月11日凌晨，逮捕行动在马尼拉悄然展开。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PNP）内部消息，小马科斯亲自下令执行逮捕，指令通过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Eduardo Año）传达。行动由PNP特种部队联合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执行，地点锁定在杜特尔特位于奎松市（Quezon City）的私人住宅。这座住宅并非他达沃的祖宅，而是他在总统任期后常住的低调住所，外观朴素却戒备森严。

　　凌晨2点，约50名全副武装的特警包围了住宅。杜特尔特的支持者早已收到风声，数十人聚集在门外，手持标牌高喊“释放我们的总统！”。行动开始时，特警试图通过谈判进入，但杜特尔特的私人安保团队拒绝开门。僵持约30分钟后，特警强行破门，现场传出零星枪声。据目击者称，一名杜特尔特的保镖试图抵抗，被迅速制服，未造成人员伤亡。

　　杜特尔特本人被捕时身穿睡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据参与行动的警官回忆，他显得异常平静，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们会后悔的。”清晨5点，杜特尔特被押上一辆黑色装甲车，车队在支持者的抗议声中驶向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NAIA）。

　　在机场，一架荷兰政府派出的专机已待命，机上载有ICC官员和医疗团队。杜特尔特被迅速转移至飞机，起飞时间为上午7点，目的地直指海牙，全程约8小时。由于他年近80岁且健康情况不佳（他曾公开承认患有慢性疼痛和巴雷特食管症），飞机配备了紧急医疗设施。然而，杜特尔特的女儿维罗妮卡（Veronica Duterte）随后在社会化媒体上发文抱怨，称父亲在飞行中“只得到一个三明治和一瓶水”，待遇“形同虐待”。此言引发杜特尔特支持者的强烈不满，社交平台上迅速出现“#SandwichJustice”（三明治正义）的标签。

　　与此同时，萨拉·杜特尔特紧急从达沃赶往马尼拉，却未能阻止父亲被押送。她在机场外发表简短讲话，泪水盈眶地称这是“政治压迫的耻辱”，并承诺将赴海牙为父亲辩护。杜特尔特的律师团队则迅速行动，指控逮捕程序违反法律，称菲律宾政府无权配合ICC，因为国家已退出其管辖。然而，小马科斯政府辩解称，此举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义务，且杜特尔特本人未明确拒绝自愿前往海牙。

　　飞机于当地时间3月11日晚间降落在荷兰，杜特尔特被直接送往ICC拘留中心。当晚，他在拘留所首次露面，透过玻璃窗对探视的律师说：“我不会认罪，他们得证明我错了。”这一画面被媒体广泛报道，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杜特尔特被捕后，其家族迅速展开反击。萨拉在3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她在副总统任内兼任此职），以示抗议。她指责小马科斯“背叛了UniTeam的承诺”，并呼吁支持者在马尼拉举行大规模集会。当天，数千名杜特尔特支持者走上街头，高举“释放杜特尔特”的标牌，与警方发生小规模冲突。棉兰老岛的局势尤为紧张，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Baste Duterte）威胁称，若父亲受辱，南部可能“采取行动”，暗指分裂风险。

　　马科斯家族则全力巩固胜局。小马科斯在3月12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语气平静地表示：“这是国际惯例下的正义，无关个人恩怨。”他试图将自己构造成法治捍卫者，但此举并未平息争议。姐姐伊梅·马科斯（Imee Marcos）在参议院推动对杜特尔特盟友的调查，包括前司法部长维塔利诺·阿基雷（Vitaliano Aguirre），意在彻底瓦解其政治网络。92岁的母亲伊梅尔达（Imelda Marcos）虽未公开露面，但据传在私下对友人说：“杜特尔特认为自身是皇帝，但我们才是王者。”

　　另一边，小马科斯的妻子丽莎·阿兰妮塔（Liza Araneta-Marcos）罕见发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只想国家和平，斗争不该是家族间的。”此言被解读为缓和姿态，但杜特尔特支持者并不买账，指其为“鳄鱼的眼泪”。

　　杜特尔特的被捕不仅是两大家族的对决高潮，也暴露了菲律宾政治的脆弱性。小马科斯削弱了杜特尔特家族的根基，却可能激化南部的不满，为未来的动荡埋下隐患。萨拉虽暂时受挫，但作为2028年总统热门人选，她的复仇潜力不可以小看。这两大家族间的恩怨注定还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