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镇化的主流和大趋势，是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在引导人口和要素布局、提高产业分工和效率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又提出，要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明，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为今后一个时期城市群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日益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对完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顶层设计逐渐完备。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或指导地方编制城市群规划，明确城市群的发展目标、空间结构和开发方向，以及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目前城市群规划已全部出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有序推进，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呼包鄂榆、兰州—西宁等跨省区城市群和山东半岛、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省内城市群规划全方面实施，有效指导了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对全国人口和产业的空间组织和引导作用慢慢地增加。目前，我国重点建设的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以上的人口、贡献了85%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引领全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时，以城市群为支撑，沿大江大河和重要交通干线的发展轴带进一步夯实，串联东中西和协调南北方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对全国人口和产业的空间组织和引导作用不断加强。

  一批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加快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以约10%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超过40%的人口，创造了超过50%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集聚了全国近2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37%的国内生产总值，逐渐形成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动力源；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约占全国的16.2%和15.8%，逐渐形成支撑全国创新发展、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带动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发展的动力源；其他重点城市群正加快成为推动全国形成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多极支撑局面的区域性动力源。

  城市群协商合作机制和重点领域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城市群协商合作机制逐渐完备，为推进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依托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健全中央层面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专项推进小组等机制，有关省市也建立了相应机构或机制，编制年度工作要点、行动计划等，实现了目标任务协同，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长江中游、北部湾城市群依托跨省合作基础，建立了省际多级协商合作机制和轮值制度，发布了合作重点事项或年度重点工作。同时，城市群在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创新、统一市场、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合作力度，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交通一体化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城际轨道网初步形成，北京、天津与河北实现公交、地铁一卡通行。产业创新协作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券通用通兑。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京津冀三地口岸合建“快速反应通道”；长三角三省一市优化跨省审批流程，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和考核标准。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方面，多个城市群建立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开展跨境水域污染综合整治。公共服务互惠共享方面，京津两地优质学校在河北设立分校，多所高职院校开展跨省市招生，多个城市群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通信、社保、旅游等领域互通共享不断深化。

  受地理区位、资源环境禀赋、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基础等长期因素影响，不一样的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合作成效和一体化水平仍存在非常明显差距。下一步持续推进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在以下几方面重点发力。

  更加注重提高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我国城市群多数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好，是集聚经济和人口的重点区域。然而，部分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对经济和人口集聚能力不强。

  更加注重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一方面，部分城市群核心城市总实力较强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如，2010年至2020年，19个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增长人口占城市群新增总人口的89.4%，长江中游、成渝、哈长、关中平原、辽中南、滇中、山西中部、兰西等城市群核心城市以外的地区呈现人口负增长。另一方面，部分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不高，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偏小，难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更加注重发挥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市群内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还大量存在，随着经济发展形势变化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愈加严重；另一方面，城市群各地区之间制度、规则、标准的不统一，导致许多事项均需要政府“一事一议”推进，一体化推进效率较低，亟待加快引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在制度规则、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要素市场、流通体系、市场监管等方面统一开展探索。

  更加注重构建科学分工、错位互补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部分城市群内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质化问题依然突出，城市间支柱产业重合度较高，产业布局趋同，存在产业“拼抢”、直接竞争现象。城市间缺少纵向联系和合理有效的分工合作，导致主导产业本地配套率不高，合理的产业梯度和紧密联系的产业链尚未形成。

  更加注重健全一体化发展多层次协调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部分城市群还未形成领导有力、执行高效的工作机制，一些跨省区城市群虽已建立有关机制，但模式较为松散，落实重大决策、推进重点项目、定期沟通协调的功能还不完善。部分地区行政区思维尚未打破，除了跨界环境共治、市场监管等个别领域外，利益共享、成本共担机制建设尚未实现突破，制约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理应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坚持因地制宜、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分类推进，持续增强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

  制定城市群发展和管制导则。充分认识城市群建设对优化我国城镇化空间格局、构建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意义。制定城市群发展和管制导则，基于城市间要素分布和流动特征、经济社会联系强度等指标，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建立科学统一、动态调整的城市群重点建设区范围划定标准和指标体系，在保障连续性和稳定能力的基础上，定期评估、调整城市群开发边界。在空间开发管控、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市场建立等重点领域，强化城市群建设的硬约束，严禁触碰生态保护红线，严控轨道交通建设“一哄而上”，严格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分类推动城市群有序建设。优先重点支持发展程度较高、一体化程度较好的少数成熟型和快速成长型城市群率先发展，尽快形成支撑全国高水平发展的新兴动力源，同时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形成示范效应，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引导各地在制定城市群实施方案中，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明确城市群开发的时序安排、发展趋势和建设重点，坚持滚动开发、有序建设，坚持成熟一片开发一片，避免大规模低效无序蔓延。

  以增强区域融通引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完善城市群治理法律和法规，以国家相关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和法规为基础，明确政府间竞争和合作的主要内容、权力与责任、解决冲突的方式与利益补偿机制，对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机构的产生、职责、权限、运行机制等予以规范。探索设立城市群一起发展基金，重点用于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跨区域公共设施建设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群建立统一的规划委员会和区域协调组织，实现各地规划统一编制、统一实施。

  开展城市群市民化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城市群市民化综合改革试点，加快推进城市群户籍政策一体化改革，健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城市群范围内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提高城市群地区人口吸引力。加大“人地钱”挂钩政策向试点城市群倾斜力度。赋予先行先试权利，在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探索经验。

  加强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监测。建立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监测机制，完善统计指标和评估体系，加强动态跟踪研判，及时有效地发现明显问题，采取针对性举措化解突出矛盾。增强城市群建设国家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得随意更改城市群的名称和范围，强化空间开发管制，支持合作机制创新。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